文學發展與政治環境的關係非常密切，試就古典文學傳統舉例論述之。
南朝梁劉勰在其文學批評的著作《文心雕龍‧時序》中說：「時運交移，質文代變。……幽厲昏而〈板〉、〈蕩〉怒，平王微而〈黍離〉哀。」誠然，什麼樣的時代風氣、社會狀況，就會產生出什麼樣風格與特色的文學作品，《文心雕龍》的這段話正說明了文學與政治環境的密切關係，以下茲以魏代的「正始文學」為例論述之。
「正始」為魏少帝曹芳的年號，其時，權臣司馬氏家族專擅，大肆誅殺異己，魏已名存實亡。文人士子身處其間，進退失據、動輒得咎，不免灰心世事，走上明哲保身之途。當時講人倫禮教的儒家思想，已失去了維繫人心的力量，消極避世的老莊思想大盛，於是形成一股佯狂與清談的風氣。此股「玄風」影響所及，讓文學作品帶有濃厚的哲學韻味，突顯了個人的情志與性格。
「正始」時期的代表文學家為竹林七賢，七人皆放曠不羈，反對傳統禮教的束縛，七賢們任性乖張的行為之下，掩藏的是身處亂世中無法解脫的苦悶與無奈，其中的阮籍、嵇康尤為特出。
阮籍詩作中透露著濃厚的消極避世情緒，代表詩作為「詠懷詩」八十餘篇，內容不外譏刺時政、感嘆人生，或是遁世、遊仙。「詠懷詩」大量運用比興手法，形成了含蓄蘊藉的詩風，以「遙深」的詩作，來寄託深遠的苦悶哀傷與無法排遣的孤獨了。嵇康性情剛烈孤高、倨傲狂放，不與現實妥協，具強烈的反抗精神。其詩作以四言為佳，〈幽憤詩〉為其代表。嵇康以道家精神批判現實，詩中流露了不妥協的強烈反抗精神，後世評論者常以「清峻」、「峻烈」一類的詞語形容其詩風格，可說是至為貼切的評論。
文學是一個有機體，因時變遷、隨勢進化，故一時代必有一時代之文學。例如因為周厲王、周幽王昏庸無能，所以《詩經》中便有〈板〉與〈蕩〉等詩作來反映對時政憤怒的心情；又如周平王東遷後宗室衰微，便有了〈黍離〉一詩來表現哀怨悲傷的情緒。由此可見，文學實深受時代與環境之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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